本报记者 李凤双 田 策
群山苍苍，大河汤汤，文明在兹，薪火绵长。冀西北大地上，人类留下了百万年的足迹，燃起了上万年的陶火，中华五千年的礼乐华章从这里奏响。中华文明的诸多源流与关键节点，都曾在此交汇激荡。
近年来，宣化郑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唤醒一段沉睡5000年的历史。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不仅为红山文化人群西南向迁徙勾勒出轨迹，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更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一段与黄帝相关的古史传说。
红山南渐
驱车驶离宣化城区，向着洋河南岸的台地攀升，沿途山峦连绵，沟壑纵横，苍茫雄浑，尽显冀西北风貌。
郑家沟遗址，一处红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遗存，就静卧在这片俯瞰河川的台地上。2022年开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遗址中的1号积石冢展开了考古发掘。
登临1号积石冢所在高地，可见考古工作者已清理出约1500平方米的平面区域，冢上积石被有序堆放在一旁。地面分布着以石块堆围而成的圆、方形坑穴，部分被标注为祭祀坑，另一些则为石墓。
展开剩余88%考古调查显示，该冢是精心规划、分阶段扩建而成。顶面近梯形，以土台为基，层层垫土、外覆石块。冢内遗迹丰富，截至目前发现石界墙、石棺墓、祭祀坑等200余处遗迹。
祭祀坑集中在墓葬区东南侧，形成相对独立的祭祀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推测，祭祀遗迹除用于祭祀中心大墓主人外，还用于祭天。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距今5300年至4800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已越过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冀西北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龚湛清介绍。
遗址不远处的临时库房内，绿松石串成的项链，宝光内蕴，皮壳厚重莹润；彩绘熊首雕塑，造型古朴，线条简练，精准勾勒出熊首侧影；散碎的天河石片，似曾嵌在某件礼器上，拼成部族图腾……
“1号积石冢出土文物标本400余件套。”龚湛清介绍，除三联璧等具有典型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外，还出土具有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特征的陶器、石器等。
临时库房一角，展示着一张三联璧图片。该玉璧呈墨绿色，间黑褐瑕斑，上窄下宽，器身呈双螺旋结构交缠而下，末端凸起似“双尾”，两侧各断以三处缺口。“这件玉璧通高4.75厘米，蛇纹透闪石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介绍，此物与传统联璧相异，属首次发现，原件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观其形，不免想到新疆出土的《伏羲女娲图》。《昭明文选》有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龙蛇交缠，衍华夏万代。
与三联璧一同在上海展出的，还有河北承德平泉东山头遗址出土的两件陶塑人俑。男俑面容安详，头戴笠形帽，足着短靴，双臂交叉置于胸前；女俑微微仰面，双手内旋以托双乳，小腹隆起，细部刻画精妙入微。
“陶塑人俑以写实手法制作，真实再现了红山人的外貌特征，对于我国雕塑史、服饰史研究意义重大。”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红山文化“冢”内首次发现陶塑作品，反映了红山文化葬制的复杂性及其演变动向。
记者曾实地探访过东山头遗址。遗址北侧，京沈高铁线清晰可见。采访间隙，动车驰过，声动原野。古今交响、新旧对望，文明的厚度，直观而深刻。
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位于东山头遗址东北约80公里处，东山头遗址又在郑家沟遗址东北约350公里。三个遗址可串联出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红山文化分布带。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郑家沟遗址人群与辽西红山文化人群具有极强遗传连续性。这表明，一支发达的红山文化人群在其晚期鼎盛阶段，自辽西地区向西南迁徙，越过燕山，最终抵达郑家沟一带。
多元交汇
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水热条件，是史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其选择栖息地的主导因素。立于郑家沟遗址高台，北可瞰宣化盆地，洋河如带，蜿蜒东去；南侧不远，桑干河奔涌向前。
从更大地理尺度看，冀西北地处蒙古高原东南缘，太行山、阴山、燕山等不同山系在此交错碰撞，是地质构造运动活跃地区。进入第四纪以来，南方暖湿气流受山脉阻挡抬升，形成降水，使得这里气候湿润、水量充沛，适于生物生存、繁衍与发展。百万年前，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
被誉为“东方人类故乡”的泥河湾遗址群即分布在张家口阳原县桑干河两岸。在这片区域，已发现距今176万年的马圈沟遗址、距今110万年的东谷坨遗址、距今79万年的马梁遗址、距今20万至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等重要遗存。这些古人类遗存数量巨大、时序连贯、分布集中，构建起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近乎完整的文化序列。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星斗交辉可谓之神，薪火万代可称之奇。从百万年人类史到一万年文化史，冀西北这片神奇的土地见证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演化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融。
四十里坡遗址出土过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器物红顶钵；三关遗址发现具有显著庙底沟文化风格的重唇小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平底瓶；姜家梁二期、三关三期、贾家营、七里河等遗存均显示出浓厚的雪山一期文化因素，出土包括敛口折沿钵、双腹耳罐等典型器物……在冀西北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交错分布，“满天星斗”熠熠生辉。
桑干河与汾河河谷相通，并通过汾河联系起陕晋豫地区，而洋河所属的海河水系，则将蒙古草原与辽西地区连接起来。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冀西北纵接南北、横贯东西，成为史前人类南北东西交流融汇的重要活动舞台。
在郑家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宣化、涿鹿等地同步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大量红山文化遗存，其中积石冢200余座，遗址80余处，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再添实证。
参照考古发现，大致可对不同文化先民进入冀西北的路线作出如下猜想。
仰韶时代中期（约6000年前），豫北、冀南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的部分先民沿太行山东麓北迁，顺永定河水系西进到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中期，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的部分先民沿汾河河谷北上，经太行山北麓进入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中晚期（约5500年前），辽西红山文化发展至高峰，其先民自滦河、老哈河流域南下，经燕山山脉向西推进，其中一支沿海河水系进入桑干河流域。
自北南下的红山文化、自西东进的庙底沟文化，与自南北上的后岗一期文化，在冀西北交汇、融合。这种融合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楚，但郑家沟遗址为辽西与冀西北史前文化交流、互动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一批新材料，有望填补中原仰韶文化系统、西北河套地区文化系统和东北红山文化系统之间交流的缺环。
涿鹿风云
对冀西北复杂的史前文化现象，考古学家张忠培如此概括：这里是多种不同谱系的诸种考古文化的拉锯地区，情况显然相当复杂。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谱系的诸考古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和斗争。
从郑家沟南移40公里，便是今河北省涿鹿县。
《史记》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涿鹿之战是蚩尤战败、轩辕称黄帝的标志性事件。
战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说文》释“世”为三十年，三十世合九百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禹即位于公元前2070年，推前九百年，则黄帝即位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此可见，涿鹿之战距今约5000年。
如果这一事件是真实的，理应在考古资料中有所反映，即表现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5000年前恰是郑家沟先民在涿鹿地区的活跃期，他们有无可能代表涿鹿之战的一方势力？
在一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咨询会上，记者听到一个猜想：郑家沟可能与黄帝部族有关。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郭大顺说，冀西北红山文化遗存分布广阔、规模宏大，南邻桑干河与涿鹿县，不免让人联想到古史中黄帝部族在此活动的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指出，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明确具有熊崇拜特征的只有红山文化。《史记》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段记述通常被解读为黄帝大军以熊等猛兽为图腾或称号，颇具北方部族特色。
《史记》又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史记》谓黄帝号“有熊氏”，其国称“有熊国”。郑家沟遗址出土的彩绘熊首雕塑，正呼应史料中黄帝部族为“有熊氏”的记载。
如此观之，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玉猪龙”的原型或许并非猪，而是熊，称之为“玉熊龙”似更为贴切。
“《礼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郭大顺说，蓟在今燕山南麓，宣化郑家沟这类遗存的发现，说明红山文化从燕山北发展到了燕山南，它活动的区域范围与炎黄传说有相吻合之处。
一个崇尚熊的部族，以玉为礼、敬祖祭天，5000年前从东北迁徙而来，活跃于涿鹿附近，并在此与中原、河套等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这一系列考古学证据链，似乎直指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部族。
远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群体通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奠定了今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黄帝文化无疑是这些古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深远的一支，而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冀西北史前文化遗存很可能藏有黄帝线索。今日尚不起眼的郑家沟，未来能否作为新的考古学文化“郑家沟文化”而蜚声海内外，值得期待。
诚然，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任何猜想都需要更多、更坚实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正如咨询会上多位专家所言，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寻找与郑家沟遗址配套的、能够反映日常生产生活的大型聚落遗址，以便更完整地复原“郑家沟文化”的面貌。
离开郑家沟遗址时，夕阳正将山峦染成一片金黄色。这片神奇之地，不仅有史前遗迹，更有关乎我们从哪里来的民族记忆。对它的每一次发掘，每一次猜想，都是在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都是在叩问亿万中华民族的共同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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